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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河农 (高中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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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知青原创 | 山之殇──韩小顺之死

陕北知青原创 | 山之殇──韩小顺之死 

2017-09-06 16:05



如果一个人肩扛百斤,那就是担负了一百斤的重量。但如果四个人抬一百斤,每个人可不是分担二十五斤,承受的还是一百斤。这不是什么科学论断,而是我的切身感受。而且我抬的不是物,是人。


为什么抬人,要解释这件事,必须先说说我们插队时生产生活的环境——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经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形成了无数的沟壑。出门就见“对坝坝,圪梁梁”,走路就要“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沟”。我们的村庄、田地,就在这沟壑之间。每日的出行、劳作,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注意别挨摔。说起来好象简单,可知青们适应山地生活,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我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变,陕北因干旱,农业广种薄收,人们将能耕种的山坡全部开垦出来,造成植被严重破坏,每一场雨都会冲掉地上的一层熟土,变成了稠稠的泥浆,被黄河带到下游。所以人们说,“陕北开荒,河南遭殃”。这种流失,一时半会儿还不大能看得出来。还有一种是剧变,就是塌方。常常是大雨过后,会有一处山坡整齐地塌下来,成百上千方的土被水冲走,塌的地方就变成陡峭的悬崖。陕北的表层是黄土,内核却是一种红胶土。这土因万年的挤压,变得坚硬无比,一镐上去,常常只落下一个白印儿,老百姓称之为“立土”。窑洞打在红土上,才结实耐用。红胶土形成的山梁,奇峰林立,壁如刀削,千年不倒。若作景观,倒是好看。只是生活于此,危险便处处存在。


上工途中,经常要过崾崄。崾崄是指两山之间一道窄窄的山梁,路窄处不过一尺来宽,两边就是峭壁深谷,毫无攀附之处。刚插队时,每次经过,我都会两腿发抖,胆战心惊。


劳动中,还要注意避开可怕的“哨眼”。“哨眼”通常直径有两三丈,直上直下,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听老乡说,这是因为地上有鼠洞,经雨水多年冲刷而成。坑边多有茅草掩着,不到近前还发现不了。


我们的地在坡上,地畔即是崖边,每日里窜上窜下,耕作打柴,稍不留神,就会出事。偏偏崖上柴草最盛,常常引得人去冒险。陕北虽然产煤,但当时的农民,很少有买得起煤烧的。每日上工,必须捎回几把柴来,晒干备用。高原植被不旺,平地的柴草还没长成,就已经被人砍光了,陡坡崖畔仅存的植物,就成了人们最后的争夺。所以在陕北地区,每年都有人畜摔死摔伤的记录,成为当地一害。知青们脚嫩,免不了磕磕绊绊,摔伤之事常有发生。


我们队就有两个知青摔伤,一个男的叫李兴,胆大率意,不肯服输,打柴专往险地方去,终于有一天从崖上掉下来,折断了手臂。还有一个女知青王昕,收工从崖边走,一脚踩到浮土上,人随着土块一同坠到崖下,摔得浑身青肿,昏迷不醒。


人命关天,情况紧急,不容耽搁。老乡们砍了椽子,绑成担架,急忙往县医院送。这两次抬人,我都参加了。


县城离我们队近三十里,山路崎岖,为了抢时间,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着从山上冲下来。上坡下沟,坡度很大,为保持担架平稳,有时一方必须将担架高举过头,而另一方则要猫腰前行。窄的地方,人们还得侧身而过,身子歪到路外。担架压在肩上,死沉死沉的,我想不到一个人躺着会有这么重。人们喘着粗气,脚步砸在路上山响,急行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抬的人不时更换,等走到县城,几乎所有的人都累垮了。所以我才说出开头的话,道抬人之艰辛。


我的师哥黄新亚,身单力薄,却敢在“哨眼”边搂柴,一不留神栽了进去,好在坑底是厚厚的浮土,才没有粉身碎骨。昏迷了许久醒来,发现坑底有一个洞,爬将出来,被人救起。他回忆道,醒来时,只觉得坑口的天格外的蓝,白日里居然能够看见星星。我想这绝不是臆造,又有谁能在那个地方望星空呢!


我也摔过。有一次在坡田上犁地,行至崖畔回牛,我使劲拉着犁把儿,大声吆喝着,迫使牛掉头。不想犁把儿突然断了,我失去了重心,一个后滚翻就栽了下去。好在崖并不高,下边是耕过的虚土。我肩部重重地砸在地上,人折了一个滚儿,躺在那里,半天没明白,怎么就下来了。虽然侥幸没受硬伤,但突然的惊吓,还是让我在窑里躺了两天,才缓过劲儿来。




然而比起韩小顺来,我们都是幸运者。我们今天能坐在北京回忆往事,而韩小顺,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韩小顺的死,是我们公社知青心中永远的痛。他是我们北京十三中的同学,插队在延长县刘家河公社刘党家沟大队。在学校时,他是体操队的成员,在双杠上练就了一幅好身材。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女孩子们说的“帅哥”。仗着强健的体魄,在生活中也显出强者的姿态,胆大敢为,不输人后。却不想,偏偏是他,成了最早的牺牲者。他死的时候,我们到达陕北还不足两个月。


我还记得,那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到公社大院去取信,推开一间窑洞的门,只见屋中停放着一具担架,上边用被子严严实实地蒙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地呆坐在炕边。我认出是刘党家沟的知青杨家樯、向泽等人,我以为是有人病了,要往县上送。还没等我开口问,杨家樯看见我,指着担架道:“陈幼民,你来了,这是咱们小顺兄弟,他,摔死了!”他声音不大,却似晴天霹雳,惊得我汗毛倒立,张口结舌,不由得打起冷战。陕北生活虽然苦,我想到过累,想到过穷,想到过病,可就是没想到有人会死。而且死在我面前的还是坐一辆车来的同学。


隔了一会儿,杨家樯慢慢讲起事情的经过。上午大家都在山上掏地,休息过后,却不见了韩小顺的踪影,时间一长,众人觉得不妙,四处喊叫寻找,最后,在一处悬崖下发现了他。他头朝下趴在山坡上,口吐白沫,已经昏迷不醒。周围有一些散落的土块。众人急忙抬着他往县城赶,送去医院抢救。可生产队离县城有几十里,山高路远,刚走到半路,韩小顺就没了气。杨家樯说,韩小顺摔下去的山崖顶上,有几棵较粗的梢柴,大家猜想,他一定是想够到那柴禾,却不想脚下的土塌了,才掉了下去。那处悬崖有几十丈高,直上直下,一般人看了都眼晕,谁敢虎嘴拔毛,否则,那几根梢柴也不会留到今日。


韩小顺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周围是一群伤心惊恐的弟兄。我无话可说,不知是该安慰他们还是安慰我自己。我没敢掀开被子,看看韩小顺的脸,因为我惧怕死亡。我甚至都不记得,我是怎样离开的那间窑洞。回村的路上,天已擦黑,我一路狂奔,漫长的上山道,我竟一口气都没歇。回到家,浑身透湿,人都瘫了。我们队的知青听了此事,个个变色,唏嘘良久,彻夜不安。


兔死狐悲,要知道,我们当时还只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响应号召,告别父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城乡生活的转变,已经使我们精疲力竭,哪曾想到,还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只对韩小顺一个人,我们谁都有可能遇得到。那时人们虽然还没有安全感的概念,但已有了丧失安全感的恐惧。我只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人孤零零被撂在山顶上,四周没有依靠,生死存亡,全得靠自己了。


这件事,给全公社的知青和乡亲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有的生产队开始禁止知青自己打柴,让各家各户给知青送柴烧。时间长了,知青们也过意不去,人家打柴,难道就没有危险吗,还是得自己动手,只不过,危险的地方是再也不敢去了。后来,知青们也学会了山地劳作的安全常识,行至崖边,先用镢头探一探,土是否结实,在坡度大的地方,先掏好了脚窝,站稳了再动作,山路陡的地方,脚要撇成八字,才走得稳。要说再教育,这恐怕是最深刻的第一课。




过了几天,就是清明节,公社为韩小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韩小顺的父亲和姐姐特地从北京赶来。这时我们才知道,韩小顺母亲已经去世,他是家里惟一的男孩。葬礼我没有参加,以下的情况都是听同学说的:小顺的父亲是一位电影演员,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整个葬礼过程,他表情严肃,没掉一滴眼泪。他只说了一句感谢为韩小顺举行葬礼的话,就再没有出声。韩小顺的姐姐则泣不成声,悲痛欲绝,不能自持。葬礼过后,父女俩回到窑洞歇息,几个同学不放心,悄悄跟了去。又不敢打扰,在门口偷看,只见韩小顺的父亲抡起拳头一下砸到炕沿上,仰天长啸:“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说罢,父女二人抱头放声大哭。我的同学讲到此处,已是满眼泪水。听者皆戚戚,无不动容。相别方两月,阴阳天地分。再通达的人,也承受不了。


小顺的坟,就在公社院外的公路边。来往的人们,都可以看得到。虽然那时,我们常用“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但看到小顺的墓,我们还是觉得,死人的事最好还是不要发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不管环境多么艰苦,都要好好活下去,不仅为自己,也为了关心你的人。


后来,知青伤亡的事仍有发生。延河对岸安沟公社的张大力,是队里的赤脚医生,同年底,在出诊途中不幸坠崖牺牲。还有两位女知青,在塬上秋收时遇雷击身亡。至于摔伤者就无法统计了。


“山之上,国有殇,”这些年轻的生命,长眠在这片他们为之流过汗水的土地上。就像刚出土的庄稼苗,远没有等到收获的季节,就夭折了,令人惋惜。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这段历史,是生者和死者共同创造的。不管人们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它总能为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不该再写这些伤心的事,遗忘或许是医治心灵创伤最好的方法。我们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事情,却不能求得心里的平衡。起码我们应该从这些事中知道,生命的价值,无论多与少,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受到尊重。




知青原创,作者:陈幼民,下乡时在陕西省延安延长县刘家河公社插队,2016年参加“延安知青口述实录数据库”访谈录制,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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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河农 (高中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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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陕北知青原创 | 山之殇──韩小顺之死

陕北知青,在陕北插队的日子,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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