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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我的天津哥们——吴学云   作者:王家明

追忆我的天津哥们——吴学云

作者:王家明 

2005-10-12

 

最近襄河网上掀起了天津热,我也想起了我的一些天津哥们,“老没见,不知哥几个还好吗”。很喜欢那韵味十足、拿腔拿调,别具特色的天津话:“干嘛干嘛”、“中午嘛饭”下乡时享受探亲假途中经常在天津下车,先玩个两天再回上海。最铁的天津哥们吴学云住在南开区,常常带我去河西区,逛逛劝业场,吃吃狗不理,偶尔也上登瀛楼解解馋。印象最深的是天津的自来水有点咸味,总会让我肚子不舒服。张树勇也是我的天津哥们,可他找了个上海对象,有空就去上海看丈母娘,在天津很少碰面。

 

吴学云,小小的个头,一脸的机灵劲,人长得也很帅气,最大的特点是过目不忘、记忆力极强。他办事牢靠,讲究信誉,决不说过头话:明明十拿九稳的事情,他会说问题不大,明明把握很大的事,他会说试试看,其结果总是让对方十分的开心。对待朋友更是没话说,是属于肯把心掏给朋友的那种人。他很敬重我,从来就是“家明哥”不离口,无论什么事总是先要和我商量。而我也一直把他当作我的兄弟,他在我心目中的份量和徐章成是一样重的。

 

我和他是相见于引嫩工地,相识却是在上海。七三年年底,我回上海探亲过春节。一天,小吴突然找上门来,我高兴的同时感到有些纳闷,因为我和他在引嫩只是面熟,没有什么来往,也从没告诉过他我家的地址。他告诉我在引嫩工地,总喜欢给人分发信件,发信时也顺便留意下信封上的地址,看了一遍以后,基本上就记住了。闲谈时他告诉我,一个住在浦东的上海知青曾经邀他到上海来玩,结果他真的来了以后却遭到了冷遇,当时我很为上海人感到羞愧,上海人喜欢客套,说些客气话,彼此都能理解,可外地人不明白,一旦当真,结果真是害人不浅。一想到他大老远从天津赶来,我二话没说,让小吴住在我家里,后来的几天我陪着小吴去外滩、南京路玩个痛快。

 

春节过完后不久,就返回了引嫩工地。小吴也回来了,一见到我那个亲热劲别说了。以后的引嫩工程的岁月中,我俩一直在一起,可以说是不离左右,无话不谈。有了小吴的相伴,生活一下子丰富了许多,我觉得他为人豪爽、慷慨大方,而且又是绝顶的聪明(只是不爱读书),很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他则是认准了我这个人,非和我作兄弟不可。就这样,从此我又多了个好朋友,一个天津哥们。两年的引嫩工程终于熬到了头,大家都面临着再分配的抉择。幸运的是我和小吴一起分到了基建队(原因自然是我在引嫩时得到了德高望重的岳大队长的赏识),我做统计工作,而小吴则做带工队长,和他一起做带工队长的还有天津知青王学斌(小斌子),人很不错,也是岳大队长看中的人。整日里带着一帮“二劳改”干活,不用自己动手,也是十分的轻松自在。当时的基建队就在二分场,我的老根据地。小吴也和我原来的朋友们认识了。彼此相处也是十分的融洽。

 

七四年年底,很快又到了临近春节的日子,又要准备着回家探亲了。小吴和我说好,先和他去天津呆两天,然后我一个人回上海,拗不过他的盛情,我只好答应了。二十多个小时就到了天津,天津这个城市和上海有点像,只是规模小些,小吴的家就在南开区,一个四合院中的西厢房,面积不大,分了两间。住了五个人,他父母、大弟弟老四学平,二弟老五学连,还有一个个妹妹。小吴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在沈阳,已成家,二哥在部队当兵,家中最最不放心的是下乡的小吴,一家老小对他是有求必应。小吴带着我同来来后,弟弟就住到单位(天津市二商局)去了。他一家人非常热情,烧了很多菜招待我,一直到吃完才给上汤,说是溜缝。晚上我和小吴以及他父母睡在一条炕上,唠到很晚。接下来的两天,小吴陪着我逛遍了天津城,还带我去南开大学找上大学的朋友,忙得不亦乐乎。临回上海,小吴买了很多的天津特产让我带回上海,其中就有十八街大麻花。搞得我不知说什么好。心中怪不好意思的。

 

当时基建队的事务长是吴秋鸣(大头),是我哥们的哥们,会计是哈市知青史淑芳,而出纳则是我老领导宁永山(二连指导员)的女儿小娟。小娟当时大概二十一岁,白净的脸上透着红润,浓眉大眼,看起来十分的漂亮,身高大约一米六三左右,长得非常的苗条。聪明伶俐,温顺可爱,很是讨人喜欢,比起她那脾气暴躁的父亲简直是天壤之别。

 

也不知是哪一天,小吴和我说:“家明哥,有件事我想和你说,憋在心里好长时间了,很难受。”“嘛事儿”我让他赶紧说。原来,他不知不觉得喜欢上了小娟,想和她交朋友,苦于难以启齿。当时一个现实的问题出现在我面前,一个天津人,一个当地人,以后怎么办?我问小吴想在这扎根安家吗?他说不,但可以想办法带着小娟先去天津郊区,然后想办法回城的。小吴说话向来有把握,我是深信不疑的。我说这事由我出面和小娟说,但你可要想好了,千万别亏待了别人。小吴连连点头。小娟向来很尊重我,因此事情很顺利,头开好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先是两人悄悄的往来,随着感情的升温,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也频繁了,开始有人察觉了,但大家都觉得两人很般配,也为他俩高兴。后来宁指导员也知道了,居然也不反对。小吴嘛,则早就向天津家中发出指令,要求从速办理调往天津郊区的事宜。家里也是像接到了圣旨一样,连小娟长什么样都不知道,马上就去托人办。真是一路绿灯。

 

吴秋鸣走了,忘了是先一步返城还是去了别处。反正小吴当了事务长,仗着头脑好使,干得还真的不错。小吴此时真是春风得意。爱情事业两顺利。可对我的尊重却是一如既往。而小娟也更把我当做了亲哥哥。只是我从不敢正眼看他父亲——宁永山,原因倒不是别的,主要是刚下乡时被他吹胡子瞪眼睛的吓怕了。我有空就往场部、水库这两个地方跑。上场部是因为我绘画有一手,算是当时襄河画家之一,经常要帮宣传科画宣传画;去水库则是去看望我的女朋友,顺便混点鱼吃吃。这段时间所有人过得都很快活,日子真是有滋有味的。不知怎么,好日子没有长久,好人也会经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先是发生了一件事,着实让我吓了一跳。那是快要到冬天的时候,因为要上山伐木,为防野兽,有关部门给基建队配了把五四式冲锋枪,当时是晚上,办公室里有三个人,我、小吴,还有一个记不清是谁了,他俩在玩弄着枪,一会儿拉拉枪栓,一会儿扣扣扳机,哗哗啦啦的。我对枪不感兴趣,也没太在意。突然“嘭”的一声巨响,枪走火了,两人一动不动,有点吓呆了。我赶上前去一看,幸好人没伤着,可铺在地上的红砖被打了一个很深的洞。离小吴的脚也就五六公分,真的好险。我第一次对小吴发了火。关照他以后不许再玩枪。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小吴受伤了,开始看上去伤的不算太重,但却是厄运的开始。以后每一步的举措,看上都是去合情合理,都是友情和亲情的作用,都是限于当时的条件顺势而为,也都经过慎重的思考,可就是一笔错步步错,一环接一环的,以至于最后送了小吴的命。(此时,我真的有点写不下去了,我的眼圈在发红,泪水几乎夺眶而出。要用文字来描写自己的亲密的朋友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的历程,实在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可我又不得不写,已经写了很多了,总要对观众有个交待吧。)

 

时间是七七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大约三点左右,(很准确,是从我的日记中查出)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哈尔滨青年,个子差不多和我一样,一米八出头,长得比我结实,这位老兄穿着一双高腰的皮靴擦得铮亮。而小吴穿了双大头鞋,可能是他二哥部队里发的。那位哈市知青可能是要炫耀一下它那挺拔的皮靴,一把抱住小吴,然后伸出一只皮靴别住小吴的腿,想把小吴摔下来,大冬天衣服穿得多,又是皮靴对大头鞋,用力的分寸很难掌握,那位哈兄一用力,只听小吴一声惨叫,一下倒在了地上。当时我在隔壁办公室做事,听到声音立刻赶来。哈市知青一见我来,赶忙上前打招呼,说是开玩笑不小心摔的。当时小吴疼的头上直冒冷汗,站不起来。肯定是骨折了。小娟守在小吴的身边,心疼的不得了。我顾不上和那位哈兄理论,赶忙和场部联系。当时好像场部没条件医疗,倒是赶忙派了辆车准备送往龙镇,再乘火车去北安医院,小娟当时很急也要跟着去,考虑一个女孩不方便,还是被我拦下了。谁知这一别竟是他俩的生离死别。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的残酷:虽然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在以后不多的日子里还能用书信表达思念和关切之情,可要想再见一面已经绝无可能。

 

我和卫生员小耿用担架把小吴抬上了车,一路上汽车的颠簸,对一个骨折的病人来说,就是一阵阵的剧痛,小吴咬紧牙关挺着,看着他紧皱的的眉头,我是一阵阵的心痛,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的路面就是坑坑洼洼的,司机也算得上是小心的了。好不容易到了龙镇,也好不容易得上了火车,我和小耿俩一边把担架轻轻的搁在了两排硬席座位的靠背上,一边忙不迭的和列车员和乘客打招呼,好在人心是善良的,大家都很谅解的接受了。因为是慢车,火车是停停开开,此时天已经黑了,大约再过半个小时,就要到北安车站了。一切似乎还算顺利,到了北安叫辆车送往医院,一切就可大功告成。这时小吴把我叫到面前和我说了一番话,我想了想后答应了。谁知他的这番话把他自己向鬼门关送了一步。

 

尽管疼痛一直在折磨着小吴,可他的头脑仍然在飞快的思索,并且一个看似不错的主意在他脑子里已经酝酿成熟。他和我商量:“家明哥,我不想去北安,我想直接回天津。”想到路那么远,想到骨折的疼痛,我立刻说:“这不行,时间太长,会耽搁的。”他接着说:“我算过了,火车到了哈尔滨以后,等半个多小时,就有一辆哈尔滨去天津的火车,第二天下午就可以到天津了。”我虽没回答,但脑子里也在思考着。他接着说:“天津的骨科全国有名,专门有一个骨科医院,再说回家后有家里人照顾方便,北安医院太差了。”这句话倒有点说动了我,卫生员小耿是听我的,本来和小吴的关系就很好,是不会有意见的。虽然去天津有点违规,回去单位领导可能会说我,但这一点我是毫不在乎的。此时,我心里好像有点同意了,只是担心的问:“那路上你能吃得消?”“没问题!”小吴态度很坚决,还朝我笑了笑。没过多久,北安车站到了,火车停了下来,可我们却没动地方。就像在回答一个是非题,要么是,要么非,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的。尽管此时我的心里还在犹豫,可火车又开始动了,没有选择其实就是选择:一个看似完美却最后致命的选择就这样决定了。一个多月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攸关生死的关键一步,围棋中的胜负手,这一步走错,以后步步被动,最后是满盘皆输。但当时谁也没想到后果会那么严重。二十多年以来,我时常会想起小吴,想起不在人世的他,就会让我想起在北安车站的这个选择,尽管小吴死后,谁也没有怪过我,小吴的一家人把我当小吴一样的相处着。但也会一下子让我陷入悔恨、自责、和心痛之中不能自拔。所以,我很怕回忆起这段往事。

 

果然和小吴估计的一模一样,午夜到了哈尔滨,去天津的火车已经停在站台了。上了火车以后,我和小耿故伎重演,把担架又放在两个硬席座位的靠背上。这个举动,立刻就引来了乘务员的过问,语气有点重,可那声音分明是带着天津味的。我立刻明白:这是一趟天津铁路局开来的列车。此时的我对乘务员那天津话感到非常的亲切,一种可以得到帮助的预感在心中油然而生。乘务员听了我的解释,又和担架上的小吴询问了一会,确认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以后,态度立刻和缓了起来,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先这样放着,等车开了后我再想想办法。”车开了没多久,乘务员走来,指示我和小耿抬着担架跟他走,最后把我们带到了硬卧车厢,找了个空铺,让小吴躺下。第一次收起了担架,我和小耿心中充满着对乘务员的感激,知趣的站在不影响人走路的地方。不知是痛过了头,还是被这充满温情的环境所感染,小吴的疼痛好些了。就这样,一路风尘仆仆,在好心人的关怀下,第二天下午大约两点,总算是到了天津。

 

其实小吴家也是个普通的家庭,父母都是工人且已退休,一个能干的大哥在沈阳工作,二哥在部队当兵,两人都是远在天边,借不上力的。老四学平能力很强,而且有在天津二商局工作的便利。可事后看当时他在处理三哥学平的医疗问题上还略显稚嫩。老五学连在工厂工作,早早的就找了对象,对父母也是十分的孝敬。家中主要靠的是老四学平主事。

 

说起来很惭愧,送往骨科医院的是借来的三轮车,也就是上海的“黄鱼车”。由老四老五兄弟俩轮流蹬着。那个担架还在派着用处。天津骨科医院果然很气派,一幢大楼房,全是骨科专业,里面的病人很多,很拥挤。也许其中真有慕名而来的远方病人。有着老四老五两兄弟,我轻松了许多,先是拍了张片子,那张片子显示小吴的腓骨完全骨折,而且错位很严重。医生在给小吴骨头正位,下手很重,那一阵拨弄,疼得小吴死去活来,最后用两块木夹板固定就完事了。我有些纳闷,就问医生,怎么不给绑石膏,医生白了我一眼,那眼神分明把我当作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人。甩了我一句话:“这是最新的医疗骨折的方法”。尽管我还是似懂非懂,想想这是全国有名的骨科医院,想想着医院的排场,也不敢再问了。接下去老四和医生谈起了住院的事情,医生回答说病床紧张,没空位。不管老四老五兄弟俩怎么说,一点用都没有。无奈之下,只好把小吴送回了自己家。因为怕被人不小心碰到,家里特意给小吴在挨着大床的边上搭了个床。

 

小耿第一次来天津很想玩玩,可小吴那样子我是一点心情也没有。再有就是小吴家地方小,家里人忙着服侍小吴还来不及呢,想着别给人添乱,看看也没什么事可做。第二天我俩就告别了小吴和他全家,踏上了回农场的路程。由于是空手,人觉得非常轻松。(农场带来的担架没拿回去,留在小吴家备用)可心里总还有点不放心,两块木夹板在我眼前总是挥之不去,实在有点怀疑它能起的作用。想想有父母和亲兄弟照料着,想想骨科医院离小吴家不远,决定不去想它了。

 

回到农场后,向领导汇报了看病的情况,领导倒也没怪我们违规去天津的事,倒是对小吴的病情很关心。小娟哪儿我可是详详细细地把情况介绍了一遍,尽量让她放心。那位哈兄也来找我,主要是担心伤势的严重情况,他还把我叫到边上,要给我二十元钱,说是给小吴的,但被我推开了。当时我想这笔别帐要等小吴回来后再算。

 

大约又过了二十天,七七年十二月底,又到了回家探亲的时候,我搭上了回家的火车并决定到天津探望小吴,看看他的病情怎么样了。走进有点熟悉的四合院,轻轻推开小吴家的门,一眼就看到了小吴,还躺在那小床上,一家人看到我到来非常的高兴,小吴看到我更是想爬起来。我连忙上前阻止他。一阵寒暄之后,我问起了我最关心的问题——病况。小吴的脸好像有点沉下来了。老四学平向我介绍了情况。原来,二十多天来,断裂的骨头居然没有愈合,每星期仍到骨科医院看病,只是重新包扎一下有点松动的夹板,吃一点药。医院还是住不进,医生还是那么的冷漠。实在没办法,老四学云听说有个专治骨头愈合的老中医,也是托了很多人才找到,上门看了几次,给了些黑色的药丸,一些内服,一些碾碎外敷。说着就把药丸拿给我看。那是和小时候玩的弹珠般大小,黑乎乎的东西。据说要价还很高,为了三哥学平,老四学平也就顾不上钱的问题了。我去的时候那药丸刚用没几天。我听了也是将信将疑。只是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小吴能早点好。我在小吴家住了一夜,大床边上,紧挨着小吴,聊了大半夜,把他关心的事情细细说来。小吴的床边放着小娟写给他的信,他要给我看,可我没看。因为我把小娟当作自己的亲妹妹,我不能窥探自己妹妹的隐私。只是衷心希望他俩的关系越纯越好。

 

第二天我要走了,老四老五一定要送我,我含着泪和小吴告别,说好回农场的途中再来看他。心情却比来的时候更沉重了。有了夹板的事我再也不相信其它什么了,真说不上这骨头什么时候才能愈合。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居然轮到我和小吴永别的时候了。

 

春节前几天,一个中午,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有人在门口叫我的名字,我赶忙应声,:“来了”,“挂号信”!原来是邮递员。我一看信的地址来自天津,急忙打开一看:“家明弟:学云于一月二十六日下午,突发疾病,送医院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我们已经为学云办好了后事,你不用特意赶来。详情等你过完春节回来时再说。大哥学()及全家。”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先是愣住,继而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母亲和哥哥看我这样,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泣不成声,把信放在哥哥面前,傻坐在饭桌前一动也不动。


这年春节是七八年二月七日,我是一点过年的心情也没有。想想天津小吴一家人这年更是没法过了。

 

小吴死了,我一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到底怎么会死的,我心里一直很疑惑,总想早点解开谜团。春节刚过完,我急着要返回农场,下乡九年来还是第一次倒着来。急匆匆赶到天津,大哥大嫂及小侄女还在,一家人看到我立刻联想到到小吴,心情全都沉重起来,小吴母亲看到我就像看到亲生的儿子,更是抱住我放声大哭。沈阳来的大哥是小吴最崇拜的人,倒真是很稳健。只有他才能静下心来向我介绍小吴过世那天的情况。原来我走后,那黑色的药丸一直在吃,一直在敷,可也一直没见好,也问过那位老中医,答案是药力还没到,要继续服用。二十六日下午小吴突然感到心里剧烈地难受,脸上的表情非常的痛苦,豆大的汗珠不停的从身上冒出,小吴挣扎着说,快送我去医院,家里急忙叫了辆车,所有人都跟着去了,到了医院抢救时,小吴已经痛苦的说不出话来,抢救进行了半个小时,小吴停止了呼吸。就这样,一个二十五岁的生命,一个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年轻人,永远的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走的时候,似乎有点心有不甘。

 

第二天,老四老五陪我去北仓,小吴的骨灰就存放在这里。因为是老四找的老中医,对于三哥学云的死,老四学平心里一直感到内疚,总是低着头,不多说话。老四告诉我,老中医吓跑了,剩下的药钱也不要了。骨灰火化后,大哥还特意看了骨殖,断了的腓骨也找到了,断裂处发黑,药物中毒的可能很大。打开骨灰盒,里面是白白的一片碎末,想想这曾经是我整整四年朝夕相处好友,我也是实在忍不住的痛哭起来。回去后,大哥和我商量,说要去农场为小吴的死理论。问会不会影响我,我说不会,尽管去。

 

回到农场以后,我一直很消沉,小娟其实是和我同时知道小吴的死讯的。小吴死后,大哥当时同时发了三封挂号信:农场、小娟和我。悲痛之情我不想再说了。没过多久,大哥果然到了农场,为了不影响到我,大哥不来找我,大哥真的很厉害,农场上下领导被搞得头痛,关键点在于明明是说好去北安看病,怎么会去了天津。可当时我代表的是农场。大哥理也不亏。农场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具体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反正人是在农场出的事,一个是公家,一个是死去职工的家属。搞起来总是公家让步。大哥走后,农场领导一肚子怨气果然出在了我身上。孙主任(孙俊洲)在大会上猛烈地指责我,刘玉英、陶魁良几次找我“审讯”。我当时想去银川我姐姐那儿落户,商调令都下来了,就是卡住不让我走。虽然如此,我仍觉得,为死去的好友做“替罪羊”值得。

 

19793月下旬我回农场办理病退手续。办完手续后,望着这个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地方,此时已是人去楼空,百般萧条,真是百感交集。3日去天津,5日与树勇、学平、学连去北仓祭拜亡友。晚上离津,第二天6日晚到达上海。

 

这以后,一直没有去过农场,倒是83年去北京出差返沪途中又到天津看望过小吴的父母。小吴大哥、四弟学平也到上海来过,此间我还得到过小吴全家的很多帮助。我上班骑的永久牌13型自行车是四弟学平从天津买好托运到上海来的。(当时买车凭票,我在上海买不到),就连我结婚时用的羊毛毯,也是小吴父母早早为我准备的。这一家人真是有情有义,对我就像自家人一样。可惜由于后来改革开放工作忙,慢慢地失去了联系。

 

说句心里话,我写文章其实很不在行。表达能力一般,因此,写起来累,看的人也累。这段往事尘封已久,也实在不忍想起。因为天津襄友的上网,勾起了我对天津哥们的怀念,忍不住想写点什么。文章没写好,也耽误了大伙的时间,搞得我自己心里也是连着几天的难受。只是希望大家还记得在农场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天津知青。虽然和我们一起吃过苦,却没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早早的离开了我们。也想借此联络一下和天津襄友们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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